亨利·加巴那的历险之旅(1943-1945

 

. 经西班牙逃离法国

1. 出发前的准备

2. 穿越比利牛斯山

3. 穿越西班牙

4. 前往摩洛哥

. 参加空军

5. 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

6. 马拉喀什

7. 大不列颠

 

 

一、经西班牙逃离法国

 

1. 出发前的准备

194210月,在我第二次放弃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之后,我便进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事实上,1941年,当我还在巴黎的圣·路易高级中学读数学专业的预科班时,第一次收到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1943216日,国家广播电台宣布了成立义务劳动机构(即STO)的消息。该机构征召1920年、1921年和1922年出生的年轻人,去德国“换班”。对21岁至31岁的年轻人口的普查也同时进行。当晚,一如现在的快捷习惯,伦敦方面做出了迅速反应:“拒绝人口普查!”当时,对这种人口普查的拒绝,已经形成了空前的规模。法国人在伦敦的反义务劳动运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超过了先前无线电传声的反抗运动。“如果想缩短战争时间,就不要为希特勒干活!”194381日,拒绝去德国义务劳动的名单上已经有了85000个名字。我出生在1923年,不会因此受到牵连,但我还是决定中断我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学业,并尝试着去英国或是北非。

19437月,我已拿到了普通物理、微分学和高等数学分析的文凭;8月,我出发来到比利牛斯省的贝尔南德-德巴,干一些农活,在那里,我有几个经营农场的表兄。我很惊讶地得知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有三个年轻人被义务劳动机构征召去了德国。这里离西班牙边境不过70公里之遥。在塔布,我拜访了我父母的一位朋友丹尼斯·布鲁内先生,我并向他透露了想去北非的念头。他建议我和一个秘密跨越法兰西国境的渠道接上联系,而我只需在他家里等待从这里出发即可。但我还是经由马赛回了一趟巴黎,顺便看望我的祖母。而她强烈反对我的计划,因为这会导致我在巴黎大学自然科学系当物理教师的父亲被捕。我也在瓦尔省的列克小住了数日,我父母在那里有一栋别墅。列克的村庄位于马赛和土伦之间的海岸线上。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沙滩上以及靠海的别墅边那些用来抵御登陆的各种工事。

回到巴黎时,我听说有两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想找到一个渠道从这里逃脱前往西班牙。他们名叫福达内和拜雷,是我哥哥的同学。显然,在当时这是非常困难的,而我很幸运地知道一个途径。福达内从离开学校之后就来到了伦敦,打算同一个秘密网络取得联系,但是这个网络已经被察觉,无法再行运作了。于是,他只得又回到巴黎,暂时进入戈特荣·雷诺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为奥格斯堡地区所有的梅墨尔米特工厂工作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曾经给这家研究所以义务劳动的名义分配来了几个学生。福达内在那里重又遇见了他的同届同学拜雷;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理科学生以义务劳动的名义在这里干活。当福达内和拜斯从我哥哥那里得知我认识一个相关渠道,但不想独自逃走,而在寻找逃亡伙伴时,就决定和我一起出发。九月底,我和我的父亲一起去拜访了我所在师范学院的校长助理乔治·布鲁哈特,让他知道我的行期,以免学校日后再来找我。按照约定,我本该在法国中部地区休假,于是布鲁哈特先生祝我一路顺利,但是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因为后来他被流放到布钦沃德,并客死在沙森荷森。1943104日,福达内和拜雷从他们的研究所消失,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奥斯特里顿火车站出发,乘上了开往图鲁兹的那班夜行列车。

车到维埃尔松,已是午夜时分,一个检查火车乘客的德国士兵告诉我,由于我的身份证上的公章不齐备,我应该下车了。于是,我值得下车并在一节停在铁路上的空车厢里过夜。第二天,我去维埃尔松的高芒当杜尔,这个地方终于在我的身份证上面加盖了一个所需的图章。之后我又回到了火车站,等待下一班开往图鲁兹的列车,并终于在105日晚上八点前后到达了目的地。投宿旅店既困难又危险,于是我去了图尔大街80号,那是我的一位同学让·冈布的父母家。我那时已经将一些在图鲁兹、塔尔博、马德里、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和布拉柴维尔的地址铭记于心(因为身上不能带有任何可能连累到他人的文件或文字)。让·冈布和他的父母看到我,就犹如看到天外来客一般,但他们还是为我提供了当晚的住宿。第二天,我重又乘上了开往塔尔博的列车,并在下午时分到达了那里。我来到普鲁纳先生的家。按照约定,他将提供住宿和一顿早餐,但我必须在外面度过一整天并解决自己的另外两顿饭。就在前一天,他刚刚接待了福达内和拜雷,而现在他们两个人正以相同的条件住在福达内姐姐的好友,一对年轻而勇敢的夫妇的家里,直到他们动身前往西班牙。第二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并决定每天我们中将有两个人一同外出,而另一个人则独自活动,因为如果三个20来岁的小伙子几天里一直在塔尔博城里到处闲逛的话,实在是过于冒失了。每当轮到我们中的一个人,他就独自活动,并且不在市中心,而是在塔尔博的郊外。只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一次卢尔德。但我们从未遇见过这次出走的相关渠道组织者,即使后来他们又设法让我们得知必须在19431015日星期五到达塔尔博车站,而只许带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一些维持几天的口粮。就在这一天,我将已经成为无用的物品寄给在巴黎的父母。

 

2. 穿越比利牛斯山脉

我们分别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塔布火车站,两个可能是此项活动的负责人想我们索取先前说定的钱数:每人3000法郎(当时一个刚刚上任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月收入为2000法郎)。此时,一列开往巴尼埃尔德比尔的火车到站了,这种火车的三等车厢是由包房组成,每个包房的两边各有一道门。这两个人打开了其中的一道门,让我和福达内、拜雷三个人进入刚刚打开车门的车厢。这车厢内天花板上的灯泡已经坏了,费了好大劲才看清这包房里还坐着一两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在火车停靠布扎克车站,也就是终点站巴赫涅·扎高赫的前一站稍事休息时,车厢里的乘客之一打开车门,朝着铁路叫我们一起跳下去;我们就这样做了,火车随之开走了。这时我们一共有九个人,要经由比利牛斯山脉逃亡,其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向导。

从巴涅尔·德·比高尔开始就是禁区了,没有德方的许可通行证,是没有人可以通过的。于是我们立刻就上路了,开始穿越荒野和草地。我们经过了圣·玛丽·德山麓,并连夜赶路直到阿斯潘山口才停了下来。向导在告诉我们将会有另外的向导来接应我们明晚所继续的路程后,就离开了。我们在他离开之后尝试着睡一觉,要知道这可是在十月份,并且身处海拔1500米的高地啊。在阿斯潘山口附近的树林里白天睡觉夜晚赶路的经历,使我们逐渐了解了身边一同逃亡的伙伴。其中一个最年轻的,17岁,是阿尔萨斯人,但在维马地区被强行征兵;他勇敢地逃了出来,打算去摩洛哥,加入法国军队。另一个人刚刚通过考试,他被圣·西尔学院录取了;他曾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游荡了近一个星期,试图孤身一人只凭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穿越崇山峻岭前往西班牙;而当他得知福达内、拜雷和我分别来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高等师范学院后,就感到有信心了。但是他这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他的行李也过于沉重了,其中有披风,有几双替换的皮鞋之类的东西。而我们三个人却因为听从了有关组织者的建议,只带了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些够我们几天吃喝的食物面包。不过,对于其余的几个逃亡伙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1016日,是个星期六,那天晚上,几个新的向导前来接应我们,并给我们带路。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一间仓库,在那里,我们熬过了那个夜晚,以及1017日的白天,当然,我们一直尽量保持安静,也没有人出去。星期天晚上,又有几个新的向导来接应我们,在维尔邦·沃尔村子里,最危险的一段旅程就是穿过一座桥梁到峡谷的另一边去。一群德国士兵就在村子里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翻越那座桥,每一次都是在某一向导的步步示意之下行动,看来向导可能就是当地的居民。随后,在清晨五点钟左右,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采石场,并在那里稍事“休息”。这时又来了新的向导领我们赶路,这一回我们走了一条山坡上的小径,另一面就是峡谷了,我们一直走到一间里约马胡的收容所前,这时候,开始下雪了,不一会就覆盖了所有的路。

1018日那天是星期一。上11点,我们的向导指给我们看普兰山口(海拔2457米),越过那个山口就可以抵达西班牙。向导对我们说,我们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达到那个山口,并祝愿我们的“旅行”能够顺利结束。于是,我们开始在雪地里登山。起初,雪只到腿肚,接着就到了膝盖。到了下午2点光景,那个山口我们就一直看得见了,但我们接近的速度却越来越慢。下午3点,精疲力竭的索性把自己的背包和这几天的口粮一起丢在了雪地里,福达内和拜雷比我要坚强,他们捡起了那些粮食。我们一行中的六人继续踏上登山的路途,而其余三个人已经无力前行,便决定下山到山谷里去。下午4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了作为国境线的普兰山谷。当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和他们相伴的法国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山口设立防守,特别是我们刚刚到达的普兰山口那种难以进入的地方。

 

3. 横穿西班牙之旅

我们到了西班牙!当时有两万三千名法国人从法国逃到了西班牙,我们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而我们自己都还没意识到,这已经是夜里了;我们仍在一路爬下山谷,一直到我们找到了一个谷仓,于是在那里过了夜。由于在雪中的长途跋涉,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就光着身子在干草上睡下,度过了从塔布出发以来第一个可以好好休息的夜晚。第二天,也就是1019日,星期三,我们继续爬下森盖塔山谷,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座根本不可能过去的桥,在桥的另一头,在山谷的另一边,西班牙民兵正在那里等待着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在那个年代,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批人从各不相同的高高的山口上爬过来。我们和这些民兵一起,直呆到他们下班。将近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一起下到他们固定的居住点普兰村。

村里的农民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些食物、面包和果酱,因为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民兵们在晚上把我们关在他们的非常简朴的房子里过夜,并对我们说过几天将会开车送我们到最近的城里去见当地的执政官!我们此时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知,我们不能走,又能走到哪里去呢?而且什么都没有带。白天让我们自由活动,普兰村的农民们给我们吃的;他们看上去自己也相当贫困。几天后,我也不记得具体的日子了,我们又出发了,一开始是徒步与民兵们一起去乘坐可以前往最近的城市的汽车,去见执政官!这个我们未知的城市是巴尔巴斯托城,在106公里之外。经过12公里的步行,我们来到了沙里耶德森,在那里我们等待去巴尔巴斯托的汽车。民兵们向我们要钱来付车费,我们告知没有钱,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留下一些钱来。

于是他们对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得步行到巴巴斯特鲁,但这并没有吓住我们,因为我们曾经连着几夜从布扎克走到普兰村。于是我们再次出发走向下一个村子。在那里我们和民兵一起上了一辆发自比埃萨的长途汽车。汽车好不容易在一个叫做恩萨的小城停了下来,民兵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咖啡馆,老板免费给了我们一点吃的,因为我们身上几乎毫无分文。对于那些几天来一直给我们食物的西班牙人来说,我们似乎是英雄。也许他们认为在与德国抗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尽快终结佛朗哥的统治,这当然也是他们的一个愿望。终于,我们在将近晚上8点的时候到达了巴巴斯特鲁,国民保卫队员领着我们到了一个旧的修道院,我们跟他们进去,而当门再一次关上时,我们立即意识到这并不是执政官的家,而是监狱!我们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但我们此时已经无计可施。

我们入狱了!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名字,审问我们的身份,并让我们交出身上的财物,也就是说,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法郎,却给了我们一张无用的收据。然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里面已经有大约70个法国人,他们在这里多久了呢?同一监狱的人挤了一下,给我们六个人腾出了四块草褥,福达内、拜雷和我挤在两张草褥上,就这样在巴巴斯特鲁的监狱里度过了一个夜晚。我们将在这里被关上一个月。

我们身上仅有的就是跨越边境时所穿的衣服,这些衣服我们一直穿到了1226日。那一天,在我们出发去摩洛哥的路上,马德里的红十字会(不知是哪一个)给了我们新的衣服。我们的狱友向我们打听法国和战争的消息,从他们所提的问题来看,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在这里至少被关了10个月了!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绝望。我们又聊了一阵。看到我们灰心丧气的样子,他们笑了起来,因为在那时,巴巴斯特鲁监狱的服刑期约为一个月,而他们对每个新来的犯人都会开同样的玩笑。第二天,我们去了监狱的理发室,理发师帮我们从头到脚梳理了一番。上午近10点,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去监狱的院子里活动一个小时,我们在那里遇到了被关在另一个监房的法国人,在那些法国人中间,福达内和拜雷找到了他们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一个同学,而我也碰到了我哥哥的高中同学让·贝东,他在圣路易读高中的时候想考海军学院;如今海军学院不存在了,但招生考试依然有效,被录取的学生就去巴黎中央学院读书。

监狱里也关押着许多西班牙的共和党人,由于佛朗哥将军一直掌握政权,直到1975年去世,这些人被了一年又一年地长期拘禁。西班牙人被允许到监狱大院放风的时间与法国犯人不同;因为监狱的院子不够大,不能容纳所有的监狱犯人。每个星期天,监狱里都会举行弥撒,弥撒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法国人却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所有的法国人都会去做弥撒,因为这是一个离开我们的共同囚室的一个机会。监狱里定期都会有刚刚跨越边境的其他的法国人被关押进来。有一天,我们看见进来的一个人,正是1018日那天晚上在普兰山口的半山腰暂时折返回去的那三个人之一。他跟我们解释说,他和其他两个同伴中的一个一直往下面走,来到了瑞乌玛的收容所,而还有一个同伴因为过度劳累,在雪地里睡着了,结果就冻死了;正是这个死去的同伴,当时被圣·西尔军事学院录取,这所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但预科班和录取考试仍然在继续,可能是为了将来的考虑吧。这个人只有21岁,名字叫做萨波纳。

监狱长定期都会来宣读可以离开这里的人的名单;一个月之后,福达内、拜雷和我都被列入了离开者的名单。我们是那么的高兴!出发了,我们两个两个地被用手铐铐在一起,一直到萨拉哥斯。一到萨拉哥斯火车站,依旧被手铐铐着的我们开始飞奔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我们即将被关押到一个十分现代化的监狱中,大约十五个人关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的一角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方便时用的坑。一两个小时之后,监狱里的人给了我们草褥,但我们根本无法在上面同时躺下!地狱般的生活持续了三天,几天后我们又重新出发,就像我们来的时候一样,做火车去米朗达集中营。

在经历了巴巴斯特鲁的炼狱和萨拉哥斯的地狱后,米朗达集中营就好像是我们的天堂。集中营是由佛朗哥将军在国内战争期间根据希特勒的合理建议而修建的;它可以容纳且已经容纳了数千名犯人。它由许多排列有序的小木屋组成;120人到130人住一间木屋。集中营由军队来看管和管理。这是一个设有高墙、铁丝网和了望台的传统式的集中营。它由一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喜欢法国人的上校指挥。不过,集中营内的残酷现实还是体现出来了,特别是在分发生活用品时,肮脏的令人作呕的军用饭盒、汤匙;草褥和破烂的、散发出霉味的被子。每个木屋有一个中央过道,沿着过道排列着两层空间狭小的小隔间,其隔板是用旧被褥做的。过道里唯一的一个灯泡发出微弱的灯光。每一个“小隔间”里都住着好几个人。我被分在其中的一个木屋里,而福达内和拜雷是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的,就被分在了“军官府”里,我还去那里看望过他们。

在其中的一次看望时,我看到了让·卢梭,我是在圣·路易高中认识他的,那时他刚刚于1943年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考试中被录取,此时也住在了“军官府”。“军官府”是由路易上校负责的,他很可能是最老的军官。我于是向和我们大家一样均为囚犯的路易上校解释说,我也曾经被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录取,甚至被录取了两次,即1941年那次和1942年那次,但是我放弃了该校,而进了高等师范学院,我以为自己拥有和让·卢梭一样多的,甚至是更多的凭证来住进“军官府”。在巴巴斯特鲁和萨拉哥斯时,曾与福达内、拜雷和我在一起的路易上校便叫我去取自己的日用品(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了),然后立即过来。我照办了。当然,在米朗达的生活是艰苦的,卫生也是糟糕透了。米朗达位于埃布罗河边,距毕尔巴鄂南部有八十公里,海拔460米,而且那时正是十二月。

然而,在集中营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整日地散步。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几百个,或许是几千个在次日就将获得自由的人的名单会被公布出来。19431224日,福达内、拜雷和我也出现在了这一名单上。1225日,我们跨出了米朗达集中营的大门,成为西班牙的自由人。

 

4. 出发前往摩洛哥

在离开米朗达集中营之后,我们受到了来自阿尔及尔总部的法国自由共同联盟代表的接待,最后我们在米朗达的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真正的晚餐,并在当晚坐火车前往马德里。我们于1226日早晨抵达了那里,并被送到一个红十字中心,在那儿,我们脱下了从104日离开巴黎起就从未换过的衣服,我穿上新的衣服,刮了胡子,洗了澡,又美美地吃了一顿。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西班牙货币,并希望我们在晚上回来,因为还要出发去马拉加。我去看望了吉·勒福尔, 他是1939年那年毕业的师范生,在马德里的法语中学当教师。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加尔科毕诺先生和校长助理布鲁阿先生已经给马德里的法语中学派来了好几名学生,以保护他们不致被劳务部所征用。自然这些学生是乘坐卧铺,并配备了签证来到马德里的。勒福尔的地址是我记在心里的地址之一,在迎接我们的时候,勒福尔带着某种自豪的心情对我说,他和他的那些在法语中学的同事一起都归附了戴高乐。当我们问他这意味着什么时,他回答说从现在起不再是贝当,而是戴高乐付他们钱!我为这一伟大的举动向他祝贺并对他说至于我,在西班牙的监狱度过了两个月以后,我将前往摩洛哥,报名加入空军。

       我们乘坐大客车离开了马德里,车子走了一整夜,大客车使我们觉得舒适,其实这一切都使我们觉得舒心。拂晓时,我们在格拉纳达停留了半小时,上午车子到达了马拉加,这天是19431227日。这里有许多法国人,大约有1500人,他们当中多数来自米朗达集中营,也有来自其他几个监狱或者被称为“浴场疗养地”的旅馆或学生宿舍,在这些地方关押了约2000名自称年龄不满18岁的法国人。在马拉加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们被安顿在斗牛场里过夜,地上铺满的稻草就是我们的床垫。白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

       1021日至1229日期间,两艘船分六批将总数约为9000的法国逃亡者从马拉加运离西班牙。1229日,已经完成5次运送任务的两艘船:西迪 布拉希号和莱滨总督号,又回到马拉加港。我、福达内和拜雷以及被安顿在斗牛场的1500名法国人来到港口。我们登上了船。下午我们看着西班牙海岸线在远离、消失,我们正向摩洛哥进发!19431231日星期五,在卡萨布兰卡,我踏上了非洲大地。逃离法国,即从巴黎至卡萨布兰卡之旅,终于结束了,它持续了88天。

 

 

二. 参加空军

 

5. 卡萨布兰卡与阿尔及尔

19431231日星期五,由两艘船从马拉加运载来的法国人到达卡萨布兰卡,他们被带到一个中转站,在那里办理各种手续,第一个手续是根据当事人申请办理一个临时身份证。然后有几个军官对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包括我们的履历、我们的学习情况、我们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过程以及我们在西班牙逗留期间的情况。此时我得知我将被任命为少尉,任期从1018日即我穿越法西边境之日开始。所有逃亡出来的法国著名高校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都将任命为少尉,这些学校包括四所军事院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圣西尔军事学院、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以及五所非军事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矿业学院、桥路学院、巴黎中央学院和殖民学院。

其他军官们还向我们询问了一些法国的情况,这些对以后将在法国进行的战争可能有用。我把我所知道的点滴情况作了描述:在列克海滩上的军事设施及其海边别墅的情况。随后我在加入空军的契约上签了字,我将服役至战争结束。从此我、福达内和拜雷三人踏上了不同的从军旅程。福达内加入了炮兵部队而拜雷加入了坦克部队。法国流亡者们可以选择所希望加入的军种。在每批从西班牙过来的逃亡者中都混进了一些假冒阿尔萨斯人的由德军总部派遣的德国间谍,他们一经发现即被处决。194414日星期一,我离开了中转站前往设在卡萨布兰卡的第209号兵站。兵站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设备齐全的军用背包,我等待着被送往阿尔及尔接受有关我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籍真实性的检查并参加少尉军衔的任命仪式。

在卡萨布兰卡逗留期间, 我去看望了安德烈 马特歇, 他是我母亲的堂兄弟, 他的地址也是我铭记在心的地址之一。他告诉我,我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届同学马赛尔 布埃特几个月前从直布罗陀来到了卡萨布兰卡。在19421943学年里布埃特和我都在作同样的打算,但不知道对方也准备中断学业,前往北非参军。这反映了当时这样的计划须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布埃特只用了两个星期就穿越了西班牙,而且没有被西班牙人囚禁。当时他陪同迫降在法国的美国飞行员一起穿越了比利牛斯山;这些飞行员一到西班牙就与在马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佛朗哥不关押美国人,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找到了他们并将他们送往直布罗陀。在第209号兵营我还认识了和我同船从西班牙来到这里的 朗格卢瓦 贝特洛,他是1943年通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入学考试的,他和我一样等待着前往阿尔及尔。在西班牙时,因为他声称自己只有十七岁,所以被关押在一个“浴场疗养地”,他对西班牙的情况比我了解得多。终于,我和朗格卢瓦 贝特洛一起乘坐火车前往阿尔及尔,尽管我们被安顿在装载牲畜的车厢里,但是还是觉得很舒适。

       在北非聚集着大量的军队,有美国的、英国的也有法国的,交通变得十分困难。火车行驶了几天几夜,停了不知多少次,在奥兰停车期间我们还游玩了该市,116日火车抵达阿尔及尔,我们来到第320号军事基地,那里又有大量的手续要办,其中一项就是办理身份证,我们等待着少尉军衔的任命仪式,直到33日,这个仪式才迟迟来临!一到阿尔及尔,我就赶往阿尔及尔广播电台,我想通过电波发出一句话“貘的脸转向了天空”;我事先与父母亲及几个朋友约定过,阿尔及尔广播电台播出的这句话将表明我已安全到达北非;我的父母亲没有听到,但我的几个朋友听到了,他们转告了我的父母亲。在逗留阿尔及尔的六个星期中,我去探望了巴黎科学学院教授乔治 达尔默先生,当时他也在阿尔及利亚,他谈了许多事情,他告诉我另一位巴黎科学学院教授依佛 罗卡尔先生也在阿尔及利亚。我听过他给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年级理科学生上的课,而且,在七月份他还主考过我的普通物理口试。罗卡尔先生是乘坐飞机离开法国的,他是一位无线电导航台方面的专家,为了寻找他,英国人专门派了一架“雷尚德”飞机,飞机于1943913日夜晚降落在普瓦提埃地区的一个草地上。这是一种单引擎小飞机,可乘坐四人:飞行员、机枪手和两个乘客。在满月之夜或相邻几天的夜晚,“雷尚德”降落在抵抗运动组织指定的草地上。当时大约有640人是搭乘这种飞机离开法国去英国的,与这个数目作对照的是有23000法国人通过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成功离开法国,有7000人失败。另外还有几千外国人逃离法国。

       在这六个星期里,几乎每天我都去阿尔及尔大学图书馆。很自然地,我希望在战后回到师范学院完成学业,所以我不能把已经开始的数学课内容给忘了。在图书馆,我阅读并推导了阿达马的质数分布定理,并且开始研究超越数。在阿尔及尔我买到了一套亨利 彭加勒所著的天体力学,这在当时是很难找到的。我的叔叔阿尔贝 法布里和我的婶婶住在位于克罗德 贝尔纳大街的一座别墅里,这里可以看到阿尔及尔城美丽景色,我去看望他们,他们对我十分热情,几次邀请我在他们家过夜。三月初,我和朗格卢瓦终于被任命为少尉并补发了相应的军饷。33日,我们乘上了前往卡萨布兰卡的火车,行程还是那么漫长,但这次我们是在旅客车厢度过的。到卡萨布兰卡后,我们被分配在飞行人员准备中心,和二十来个年轻的法国见习准尉一起,我们被录取为下一届空军飞行人员培训班学员。在卡萨布兰卡我们一直逗留到412日。

 

6. 马拉喀什

       413日,所有实习生,两个少尉也就是我与朗格卢瓦,加上二十来个见习准尉,我们来到了设在马拉喀什的飞行人员实践学校。管理该校的指挥官认为我和朗格卢瓦两人连一天兵都没当过就担任少尉是不正常的。他们要求我和朗格卢瓦两人与那二十个见习准尉同吃同住。睡在大房间里的双层床上并不使我们觉得为难,但是提着饭盒排队打饭感觉就不怎么好了。负责盛饭的是摩洛哥士兵,他们惊讶地看着我们和那些士兵一起排队,他们一定在想我们受到了军纪处罚,这样持续了三天,我们忍无可忍,把少尉肩章取了下来。这种状态对我来说难以忍受,我对朗格卢瓦提议找指挥官说理,朗格卢瓦拒绝了,于是我一个人去了,指挥官承认自己处理不当,安排我们与其他军官们同吃同住、一同作弥撒。

       在马拉喀什学校,我选择了读飞行员证书。为此,我们须读些理论课,我们的教官声称这些课程的难度相当于专业数学班的水平,而我觉得它更接近于高中二年级的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还参与飞行,有时以飞行学员的身份参加,有时则作为乘客,因为要拿到飞行员证书必须具备100小时的飞行经历。我们使用的飞机是“雷奥”45型,有时是“赛斯纳”。空军基地的生活开支很小,大多数的薪水成了我们的零花钱。因此,每个月领取了薪水后,我们成群结队地到马穆纳宾馆去吃上一顿,当时马穆纳宾馆以其豪华在全世界享有盛名,邱吉尔曾来此下榻休息,这里的烹调相当好,当然价钱也就十分昂贵。一天,我有幸重新见到福达内和拜雷,我们一起去默格度玩了一天;当时我是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出门的,也可能是申请过但没有批准,回来时才得知我被列入当天的飞行人员名单,同学们的好心及一位教官的通情达理使得我免受处罚。在实习行将结束时,朗格卢瓦参与了一次飞行,驾驶飞机的是一名见习飞行员,在着落时操纵失误,飞行员和朗格卢瓦都死于非命。和他的另外五个好友一起,我们将朗格卢瓦安葬在马拉喀什墓地。818日实习结束了,我是第一个通过考试的,我觉得并不是十分难,我们拿到了飞行员证书。

       此后我们还需参加一个专门实习,我选择了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的实习须在英国进行。820日,和其他几个同样也是选择重型轰炸机的、刚拿到证书的学员一起,我们出发来到阿尔及尔附近的巴拉奇兵营。194497日,我们在阿尔及尔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船,有几艘船一同前往,914日,我们到达了苏格兰的格丽诺克,离开格拉斯哥不远。

 

7. 大不列颠

       我们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叫做爱国者学校的中转站逗留了几天。在伦敦,很偶然地我遇见了勒克莱尔将军的驾驶员,第二天,他在巴黎,把我离开法国以来给父母的第一封信投进邮箱。1944925日,我在伦敦的一家书店买到了一本数学书,由惠特克和华生合著的“现代数学分析教程”,在英国的整个逗留期间,我仔细研究了这本书的内容,为重返师范学院做准备。这期间我还写了一篇关于连续分数在超越数构成中的应用的文章;当法英之间的联系重新建立之后,我将这篇文章寄给我父亲,由他投稿到《科学杂志》,并得以发表。

       在伦敦逗留之后,我被派往费雷的一个中心,然后又来到位于爱尔兰顿佛斯的“高级训练中心”,在那里我从1010日一直呆到124日。从194512日至39日,我被调派到位于爱尔兰罗西茅斯的“行动训练中心”。在中心里,我们组成了飞行小组,进行夜间飞行。罗西茅斯位处北纬58度,因为是冬天,夜幕降临的很早,这对夜间飞行很有好处。飞行员有时要作为替补飞行员参与其他小组的行动。一个夜晚我就是以这种身份参与一个英国飞行小组的行动,着落时飞机的起落架被损,飞机与跑道的摩擦导致起火;所有的英国人都成功地从安全门逃离,而我没能办到,飞机里到处是火焰;这是一架“惠灵顿”飞机,它是由铝作的框架外包帆布而构成;因为我比较瘦,在弄破了铝架之间的帆布后,我也逃了出来,我听到英国飞行员们相互打听那个“法国飞行员”的下落;我们都安全了,而那些看到飞机着火的同伴们都坚信我们死了。

       39日,罗西茅斯的所有飞行小组都被派往一个新基地,换开“哈利法克斯”飞机,用这种飞机进行作战。194555日,我们加入了圭亚那组,这是自由法国军事力量所拥有的两个重型轰炸机组之一。我们受到了充满嘲笑的迎接,就这样,带着苦涩我们结束了持续了近两年的艰难历险。三天后,德国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

       我们飞过德国上空,我们将已变为无用的炸弹扔到北海里;1945618日,我们飞行小组参加了爱丽舍大街的阅兵式。从约克郡的埃尔文顿出发,我们准时到达爱丽舍大街的上空,然后返回埃尔文顿。7月份,我被编入先遣队,先遣队的任务是为将圭亚那和嘉斯克涅这两个重型轰炸机组安顿在波尔多附近的迈利纳克空军基地做准备工作;1940617日,正是从这个空军基地,戴高乐将军乘坐飞机飞往伦敦!从波尔多,我获准去巴黎几天看望我的父母亲,已经21个月没回家了。在迈利纳克空军基我为学士学位所缺的最后一个证书-理论力学证书而做准备。

       1021日,在巴黎的人员集中与管理中心,我正式退役,从跨越法西边境之日起算刚好2年零3天。1024日,我通过了理论力学证书的考试,完成了我的学士课程,我重返师范学院进行第二也是最后一年的学习。

 

 

由上海大学金琳、张建华翻译